，我国科学技术方面和工程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称号。截至今年11月底，我国现有中国科学院院士853人，中国工程院院士953人。
而博士，在今天几乎被认为是深度从事科研学术事业的起点，也能说是院士的起点。今年3月的数据显示，我国在学博士生61.25万人。
院士每两年增选一次，小编对近五届（2015-2023）当选院士，且当选时年龄≤55周岁的院士信息做了统计。据统计，304名院士中，80.6%的院士（245人）当选时距其获得博士学位已经至少过去了16年，用时最久的花费了31年（1990年24岁时获得博士学位，2021年当选院士），与此同时，用时最短的只用了3年。
是的，3年，而且有2人——吴剑旗、李东，他们分别在2021年和2023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直到2018年，吴剑旗才从电子科技大学拿到博士学位；2020年，李东才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毕业。
但不用想也知道，两人绝对不是光靠着这短短3年的时间，就积攒出了足以评上院士的成果。
1990年，23岁的吴剑旗从电子科技大学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专业硕士毕业。那之后，他便进入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以下简称“中国电科”）工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硕士毕业称得上“高学历毕业生”，研究生在当时的中国电科很受重视。
工作不到2年，吴剑旗便担任了某联合研究课题组的第一负责人，那一年，他只有25岁。此后近30年来，作为雷达专家，吴剑旗领衔研发“隐形飞机克星”，“20年磨一盾”，实现我国雷达研究由“跟跑”到“领跑”的转变，成为我国米波反隐身雷达技术开拓者。到2015年回到母校电子科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他已经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二等奖，国防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同样用3年时间完成从博士到院士“华丽转身”的，还有我国运载火箭总体技术专家李东。“星河路虽远，我有中国箭！”为实现火箭梦，1989年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机设计专业本科毕业后，李东选择了继续深造，考取了航天科技集团一院的研究生，师从火箭大家龙乐豪院士，并留在了航天一院总体设计部十一室工作。
迄今为止，李东参加工作30年出头，其中一大半的时间都扑在了长征五号（也即“胖五”）身上。2006年，研制长征五号大型运载火箭被正式批准立项，39岁的李东被任命为总设计师。
2023年，中国工程院增选院士名单公布，李东名列其中。在此之前，他其实未获得过国家科学技术奖项，能够说是“0国奖，上院士”的典例。国家级重大奖励无疑是院士评选的重要参考，也是当选院士的底气所在和有力佐证，但奖项也并非获评院士的唯一标准。
两院在《院士增选工作实施办法》里规定院士的标准和条件时都提到，被推荐人需要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了系统性和创造性的重要成就/工程科学技术方面作出重大的、创造性的成就和贡献。“这是我们不拘一格为国选才的有力佐证。”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院长李晓红曾指出。
从统计表中我们不难发现，从博士到院士用时在11年及以下的都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些院士并非“天降奇才”。他们早早走上工作岗位，工作数十年后才“补”上博士学位。这也从侧面说明我国在评院士时，对在工程科学技术方面有重大贡献人才的关注、重视程度。相比之下，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更看重基础理论研究，博士阶段的系统训练仍是十分关键和基础的。
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尚未实现“大众化”的上世纪，要取得博士学位的难度一度堪比如今评上院士的难度。直到80年代初，我国才诞生了首批博士——仅18人。要知道，我国1983年的人口数量为10.2亿，也就是说，五千多万人中才出一名博士。多个方面数据显示，1984年，我国仅有91人拿到博士学位，1988年之前，我国每年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不超过千人。
近五届院士大多出生于上世纪50-70年代，许多人参加工作的80、90年代，也正好是我国高等教育开始摸索的一个时期。受限于当时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不少院士在参加工作前没能取得博士学位，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在进入新世纪后，才圆了“博士梦”。仅在本文的统计范围内，仍有16名院士当选时并未取得博士学位。其中，廖湘科于201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在成为院士的3年后才从清华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
先后负责多个核武器型号物理设计的唐立院士，至今也只有本科学历。他自1988年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系本科毕业后，便一直在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工作。但在2017年当选院士时，他已经先后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3项、军队及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6项、二等奖5项。值得一提的是，唐立的父亲唐西生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1997年当选，“父子院士”曾被传为美谈。
被誉为“中国硅基发光之父”的江风益，1989年从中国科学院长春物理所（现光机物理所）硕士毕业后，便回到家乡江西，进入江西工业大学（南昌大学前身）任教。1997年，江风益贷款60万元开始了新光源的研究，“19年磨一剑”，直到2016年，团队的“硅衬底高光效GaN基蓝色发光二极管”项目一举拿下国家技术发明奖中唯一的一等奖。他本人也在201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电磁功能材料专家邓龙江，1990年从电子科技大学硕士毕业后便进入母校担任讲师，长期从事电磁辐射控制材料领域的基础理论、制备技术和工程应用研究，在电磁辐射控制材料的“薄型化”和“超宽带”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并产业化。到202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之前，他已经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
——好吧，不考虑前文所说的特殊情况，下面咱就正经说说，从博士毕业到评上院士，最快要几年？
12年不是胡诌出来的。出生于1973年的生物化学家邵峰，199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应用化学专业，1999年获得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硕士学位，2003年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2005年，他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完成博士后训练，回到刚成立不久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开展独立研究，成为这块“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的首批研究员。
而他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年份，是2015年。2003年博士毕业，2015年当选院士，确实只用了12年（小编没瞎编）。43岁当选院士——这也让他在2015年成为了最年轻的“新科院士”。这项纪录在2019年被42岁当选院士的孙斌勇打破，他博士毕业的年份是2004年，从博士到院士花了15年。
一个关键词——原创性。在独立研究生涯的最初阶段，邵峰研究细菌如何感染和破坏宿主防御。2007年2月，团队在《科学》杂志上报道了一个全新的科学发现——有关细菌致病的机理，这样的原创性发现在国际上引起了关注。那之后，他和团队尝试一系列新方向，从抗细菌的免疫识别，顺着思路继续把研究推进到了细胞焦亡的发现、发生机制和功能。
多个重磅科学奖项、基金项目肯定了他的研究。2012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2013年，作为首位大陆本土科学家获得国际蛋白质学会颁发的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2014年，入选国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而他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成果发生在当选院士之后——2015年，邵峰在世界上首次揭示了Gasdermin-D（GSDMD）作为炎症性caspase底物来执行细胞焦亡的分子机制，这被认为是二十年来免疫学领域20项标志性进展之一。《经济观察报》曾这样概括邵峰的研究成果：通俗但不完全准确地说，他发现了“炎症”的秘密。
此后，生命科学领域的聚光灯一次又一次打在这位年轻的院士身上。在采访中，邵峰曾提到：“与前辈科学家相比，‘70后’科研人员接受了良好的科研训练，也拥有比较丰富的研究资源，不应该只满足于拿个奖、评个优，而要力争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成为领跑者，引领领域和学科发展。”
对时间敏感的读者大概也已发现，邵峰从杰青到院士只用了3年。事实上，从杰青到院士间隔时间在5年以内的大有人在。如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陈竺院士，1994年成为杰青，次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当时中国医学界最年轻的院士；再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院士，从杰青到院士历时两年……
从博士到院士，短则10年左右，长则30多年。在此期间，各位博士们有可能拿到或入选若干荣誉称号、项目或计划。一个简化版的流程大概长这样↓
博士后出站，发论文、拿项目，进阶为“四小青”人才，建实验室、拿经费、招学生，继续“打怪升级”申报国家杰青、长江学者，成为学科带头人，主持重大重点项目并顺利结题，斩获国家三大奖，解决国家重大问题，进入院士候选人名单，最终评上院士（有概率“陪跑”）。
当然，只要成果够硬，以上这些项目、奖项、计划也不一定是评院士的必备条件。但从总的来看，一位科研人要评上院士大概率是有迹可循的。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杰青是院士的摇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19年度绩效评价报告》显示，杰青项目获得者是我国院士评选的主要候选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设立20周年（2014年）之际，国自然基金委也曾做过统计，60岁（含）以下的院士中，81.82%曾获得过杰青基金的资助；41－50岁年龄段的院士中，92.16%曾获得过杰青基金的资助。
另一个和院士“门槛”强关联的国家级奖项。据“高绩”整理2023年两院新增选院士简历时发现，大多数院士都有“共同点”，比如曾获得国家科技奖、全国创新争先奖和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奖，至少有18位院士在这三大奖项上实现“大满贯”。一些院士甚至不止一次拿奖，比如，华中农业大学的金梅林院士，两次以第一完成人身份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重庆大学的刘汉龙院士，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项；西南交通大学的何川院士，主持获国家科技奖4项。
有人说“走过最漫长的路，是科研这条‘弯’路”，其实，不管是3年、5年、10年、20年还是30年，太多人都要经历相当漫长的学术积累才能看到回报。有的人也许终其一生也没办法做出自己满意或被社会认可的成绩，但即使没有评上院士、长江，拿到杰青、优青……至少，没有人有资格来品头论足说：这不是正轨。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