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甘膦化学名称为 N-（膦酸甲基）甘氨酸，是甘氨酸的膦酰甲基衍生物，属于低毒有机磷类，具有高效、广谱、低毒、低残留的特性。草甘膦纯品为白色无味固体，分子式为 C3H8NO5P，是一种灭生性除草剂，可以防除一年及多年生的窄叶草、莎草和阔叶草，对防除根系繁殖的多年生杂草及一些小灌木也有良好的效果。
我国草甘膦公司数从 2005 年的 40 家左右缩减合并至现在的 11 家企业左右，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2022 年我国草甘膦产能 80.3 万吨，其中兴发集团、福华化学、新安股份三家企业的产能占全国的比重超过 55%。我们国家生产的草甘膦大部分用于出口，主要出口国家为巴西、美国、阿根廷等转基因农作物生产大国。
根据2019年10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产业体系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新建草甘膦生产装置为限制类项目。该举措起到了维持草甘膦行业供需平衡及有序保护的作用，预计未来草甘膦新增产能有限，但不排除未来市场出现严重供需失衡后，有相应的政策变化。
草甘膦的下游领域包括农用市场和非农用市场。其中农用市场占 90%以上，草甘膦可应用于传统作物、转基因作物、果蔬等防除各种常见杂草，具体包括谷物和麦类、油料作物和豆类、水果和蔬菜、甘蔗、种植园作物和牧场。农用市场中主要市场为转基因作物，转基因种子主要由玉米、大豆、棉花等几种和人类生活紧密关联的作物组成，目前在主要的转基因种植国家，其转基因作物的渗透率已达到 90%以上，构成了草甘膦使用的主要市场，需求刚性强，且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近二十多年来未出现过任何重大安全问题，其增加产量、减少农药使用、保护生物多样性、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等特点，可对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以及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作出贡献，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培养面积还将进一步增长，对草甘膦等农药的需求会促进增加。草甘膦非农用市场多年持续稳定，非农用可用于草坪、森林、苗圃及一些灌木防除杂草，具体包括草皮和花园等。
草甘膦的制备包括甘氨酸法、IDA 法两种工艺路线。其中 IDA 工艺由美国孟山都公司于 1971 年创制成功，我国沈阳化工研究院于 1973 年成功研制甘氨酸合成路线。目前，国外拜耳为 IDA 工艺，国内以甘氨酸法为主。
甘氨酸路线合成草甘膦是我国的传统工艺，经过多年的发展，甘氨酸路线不仅工艺操作条件成熟，产品收率和质量也得到很大的提升。该路线以甘氨酸、亚磷酸二甲酯作为主要原材料，又可细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氯乙酸、氨为原料的氯乙酸氨解法，另一种是以甲醛、或丙烯腈装置副产的氢氰酸为原料的施特雷克法。
草甘膦是内吸性非选择性灭生性除草剂，主要是通过叶片吸收传导到根部，抑制植物体内的酶合成，达到逐渐使杂草地上和地下部分死亡的目的。草甘膦目前是全球适用性最好、经济性最好的广谱除草剂单品。相对于其他除草剂，草甘膦在农业领域具有某些特定的程度的无法替代性。特别是国际上耐草甘膦转基因大豆、棉花、玉米、油菜和甜菜等的大面积种植，草甘膦替代了其他几种除草剂，降低了杂草的管理成本，并节约了劳动成本。随着各国对转基因作物在内的生物育种技术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南美、北美、亚太地区和非洲的草甘膦市场预计将持续扩大。
2016 年我国的供给侧改革和 2019 年的“三磷”整治，促使草甘膦落后产能逐渐退出市场，优势企业加快了兼并重组的步伐。经过过去几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内草甘膦集中度不断的提高，2022 年兴发集团、福华化学、新安股份三家企业的产能占全国的比重超过 55%。草甘膦行业已逐步向规模化和集约化方向发展。行业竞争格局的改善和龙头公司市占率的提升将会增强草甘膦生产企业的产业链议价能力，以及提高草甘膦生产企业的持续盈利能力。
目前各国对草甘膦的使用有不同的监管政策。在主要粮食种植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对草甘膦进行了全面或部分登记再评价工作，认为按标签使用草甘膦不会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而卢森堡、越南等少数国家/地区宣布禁止草甘膦在其境内销售和使用。此外，意大利、奥地利等部分国家/地区选择对草甘膦采取部分限用措施，如禁止在公共场所等非农业领域使用。综上，目前虽世界上部分国家禁用/限用草甘膦，但因草甘膦具有高效、广谱、低毒、低残留的特性，世界上主要粮食种植国仍然选择大量使用草甘膦产品，并且随着转基因作物种植的进一步推进，预计未来草甘膦产品仍有较为稳定的市场空间。
转基因作物种植培养面积广阔，据统计，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培养面积从1996年的170万公顷上升到2019 年的1.904亿公顷，复合年均增长率约为22.8%。草甘膦的下游需求大多分布在在传统作物、转基因作物、果蔬等防除各种常见杂草。
随着未来耐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种植培养面积的逐步增长，草甘膦行业依然具有很大的发展的潜在能力。全球主要农作物市场包括美国、巴西、阿根廷和中国等地，其转基因作物普及情况如下：
1980 年以来，我国的“863”、“973”计划先后部署了棉花、水稻、大豆等转基因研发工作。2001 年 5 月，国务院公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该条例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促进了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探讨研究，推动了我国转基因技术的持续不断的发展。2008 年，国家启动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这是当时农业领域唯一的科技重大专项，农业转基因研发进入了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期，转基因产业化应用场景范围不断扩大。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一整套严格规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和监管制度，已有部分转基因产品获得了生产应用安全证书，截至 2022 年底，有效期内的 13 个耐除草剂玉米、4 个耐除草剂/抗虫大豆已经获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完成了转基因商业化的第一阶段。制定了转基因大豆、玉米品种的审定标准，从政策层面再度推进了我国转基因商业化的进程，叠加全球粮食供给体系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加剧，粮食安全重要性凸显，作为全球占比最大的农药品种，草甘膦国际需求持续增加。与此同时，我国大豆、玉米等粮食供给高度依赖进口，为满足一直增长的粮食需求，保障粮食安全问题，我国对转基因作物的需求逐步加大。
未来中国转基因作物种植培养面积及普及率将有可能复制美国、巴西和阿根廷迅速增加的历史，由于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是全球转基因作物中的主力军，其种植培养面积的增加能够进一步打开草甘膦的未来成长空间，我国草甘膦需求有望显著提升。
2020 年 1 月以来，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从 102.50 上行到 2023 年 4月的 127.20，涨幅达到 24.10%。造成全球农作物价格波动上涨的原因包括农产品供给收缩、货币超发、双峰拉尼娜对多地农产品生长造成影响以及俄乌地缘冲突等。
历史上，农产品与草甘膦价格关联度较高。首先，农作物种植上涨会带来下游对农药价格更好的承担接受的能力，利于农药价格维持强势，草甘膦作为最大的农药产品将充分受益。其次，当农作物种植上涨时，农民种植热情高涨，使得农药需求保持高位。最后，受俄乌地缘冲突因素影响，包括玉米、大豆、小麦在内的农产品的出口受到较大程度影响，全球农产品供给将受限。
未来在良好的行业格局下，叠加农作物种植上涨及地缘冲突因素，预计草甘膦将随农产品进入新一轮有持续性的良好周期。
百草枯是联吡啶类除草剂品种，具有价格低，作用迅速等特点，一度成为全世界第二大除草剂，但是其对哺乳动物毒性强且中毒后伤害不可逆、在土地中残留时间久，目前已被多国禁用。中国农业农村部决定自 2020 年 9 月 25 日于国内禁止经营和使用百草枯。
近年来百草枯产能及需求已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各国对于百草枯禁用政策的推进将为草甘膦带来新的增量市场。
2020 年以来，全球极端天气的持续和地缘冲突加剧了全球粮食供给体系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全球粮食安全问题被各国高度关切，刺激了包括巴西、阿根廷等在内的粮食生产大国的农资需求。中国是草甘膦生产和出口大国，国内生产的草甘膦大部分出口到巴西、美国、阿根廷等转基因农作物生产大国，预计未来草甘膦国际需求将持续处于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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