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7-1419年，明朝船队第五次远洋航行中停靠阿拉伯半岛的也门亚丁，登船求教中国茶文化及其泡制技术并深受启发的苏菲大师多年后发明了咖啡这个新饮料，后于十七世纪经奥特曼帝国传入欧洲。而自从荷兰人把咖啡树苗从阿拉伯半岛的穆卡偷运回欧洲，并让西方意识到咖啡的巨大商业经济价值后，咖啡种植陆续被欧洲殖民者引入在加勒比海沿岸及周边海域岛国各自的殖民奴隶制庄园，不仅因为当地肥沃而适宜咖啡种植的土壤，也因既存的以蔗糖为主的奴隶制庄园种植的经济结构，并在早期基本上被西班牙、英国、法国的奴隶主权贵及教会组织经营。
拉美在现代咖啡业占了重要地位，正源于这个地区长达数世纪的殖民奴隶制的历史根基，并与现代西方列强主宰的“丛林法则”下的世界秩序息息相关。
十八世纪、十九世纪，那些适合咖啡种植的高海拔肥沃土地，被以各种手段从祖辈生息在那里的印第安原住民手中剥夺，攫取这些沃土的咖啡庄园主们通常是欧美血统的社会权贵，他们与政府、军方、警察、司法界、媒体之间的媾和联盟创造了拉美社会一个鲜明的社会特征：警察、军队、政府、司法、媒体、甚至教会都成为维护这种同盟利益与绝对权势的工具，恐怖统治、垄断媒体话语权、压制政治辩论是社会常态。时常，对那些被剥夺了土地与一切所有的底层群体来说，唯一的生存活路就是反抗。然而在西方政治与军事强权支撑下，这些国家的权贵精英们几乎总是诉诸一个手段：毫不留情地血腥一切反抗与异见。
二战后，由美国等西方国家资助并培训的军队、秘密警察、半军事化组织、贩毒网络等地下黑帮也构成同盟，打击共同的敌人——致力于社会公平的政治家及知识分子、工会、无辜的底层贫苦群体——这个群体无缘无故成为被随意虐杀的对象，主要是因为美国等西方“导师”向他们的仆从国的精英们传授了一个宝贵经验：穷人，是等左翼力量的天然支持者与同情者，所以必须予以毫不留情的与根除。这里我们仅以一些典型例子，领悟苦难与死亡如何养肥了西方控制的国际咖啡业。
作为当今世界第九大咖啡生产国，中美小国危地马拉曾高居世上第五大咖啡生产国之位，以其优质的阿拉比卡咖啡而闻名。至1880年，咖啡占其出口的90%，直到今天仍然是其首要出口产品。但其数十个最大的咖啡大庄园却多由欧洲后裔等欧美权贵拥有。十九世纪欧洲殖民者与奴隶主权贵们就把当地那些幸存于早期欧洲殖民者种族屠杀的玛雅原住民从自己祖辈生息的土地上驱逐。这些玛雅人逃到了安提瓜一带的高山中以躲避奴役虐杀的命运。
不幸的是，他们逃至的地区富有火山沃土。当西方人发现这是咖啡生长的最好的土地后，玛雅人又再次成为被驱逐剥夺的牺牲品，这一次是以法律的堂皇名义。危地马拉的执政精英们通过了《自由土地改革法》，玛雅人不仅被再次剥夺土地及一切所有，还被抛入现代罕见的近乎奴隶制的悲惨生活。
在美国扶植的残暴独裁者乌维科统治下，许多贫苦农民，大多是土著印第安人口，每天会被政府军用绳索拴在一起，驱赶到咖啡庄园做劳役——作为债务奴隶。为维护咖啡业主及其精英势力的利益，危地马拉也在美国的资助、培训下发展了一支用以对付土著印第安人与左翼力量的庞大军队。不奇怪，二战期间，危地马拉的大批德国后裔等欧美权贵都成为希特勒下纳粹德国的狂热支持者，并积极与其合作，成为纳粹德国在海外的无形帝国网络的一部分。
1944年危地马拉发生了一场革命，将乌维科赶下台。1953年，危地马拉的民族主义领袖阿本斯·古斯曼被民主选举上台，当时，经过长期的殖民奴隶制，仅占人口2%左右的白人欧洲殖民者后裔占据着约70%的土地。古斯曼计划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包括把那些从未被开发、长期荒废闲置的大片土地重新分给土地被剥夺的农民、提高工会的权益、在大西洋海岸另修一个港口以打破美国跨国公司对危地马拉的港口垄断、建一个公共水利发电厂以摆脱美国对危地马拉国家能源生命线的窒息式垄断，等等。这些计划为灾难深重、长期遭受野蛮压迫的贫苦百姓带来了一丝希望的曙光。但这一切绝不会被允许。
更不可被饶恕的，是古斯曼下的危地马拉犯下的另一大“原罪”：不仅这些社会改革显示了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这一个国家还存在一小股力量，而且居然在议会中拥有一定席位。古斯曼本人虽不是，但那些人经常给他关键性支持。危地马拉的改革若成功，必会使在这一个国家势力大增，并在整个拉美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这将是整个基督教西方与教会共同面临的灾难性噩梦。
通过军事政变推翻危地马拉民主选举出的政府——这个计划最初由杜鲁门总统批准，但杜鲁门本人还未来得及实施就先下台了，把这个殊荣留给了身后的艾森豪威尔总统。
在秘密行动代号“成功行动计划”（Operation Success）下，以一场铺天盖地的宣传战开始，在整个拉美地区，由欧美控制的公关及媒体线人密切配合，制造一种“独立、客观”的“世界舆论”假象。一时间，整个拉美，为政变做准备的文章、新闻铺天盖地出现在报刊、电台、传单、连环画等信息渠道，给公众制造一个印象，仿佛“独裁而邪恶的”即将接管危地马拉。种种谣言也此起彼伏，声称古斯曼计划把自己推上一个独裁者的极权地位。
每一场民族危机，都必然有内奸的成分。当时在危地马拉内部，一部分傀儡门面被培植，部分军官倒戈。1954年6月对古斯曼的暗杀行动未果后的两个星期，美国决定亲自出马，进行空袭轰炸。在美国公然的侵略行为下，古斯曼向联合国呼吁，要求联合国干预。但联合国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最终古斯曼被一组军官威逼下台，美国扶植的乌合之众进入首都，夺取了控制权。伴随这场政变而来的，是长达四十年极为野蛮的血腥统治。
就如同六十年代，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联手在印度尼西亚发动的、军事政变后血洗印尼一样，在危地马拉的血洗过程中，西方大使馆这样的“外交”机构也热情参加。如当时的美国大使约翰·珀里孚伊就被指控提供了一个长长的“黑名单”，让刚刚上台的军政府进行谋杀、抓捕。短短四个月内就有七万二千多名“嫌疑犯”被贴上“”的标签、被酷刑折磨、杀害。
直到九十年代，在长达近四十年间，数十万无辜平民被残害、虐杀，多数是玛雅印第安人及其他社会最底层的贫苦民众。受美国培训的危地马拉军情机构及“死亡团”实施了“杀光、烧光”的恐怖政策，时常，如果某一村庄被发现有支持游击军的村民，那么整个村庄——男女老少都会一个不留地被杀光，村庄本身则被烧光。在六百多场最惨无人道的大规模屠杀中，由美国培训的“死亡团”就对一个又一个玛雅人群体社区进行灭绝式摧毁——不仅杀光男女老少，也烧毁他们的居所、粮食作物、家禽牲畜。
这正是在欧洲“航海探索”时代的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后来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殖民者们所作的。以《圣经》上来自上帝的“神圣许可”为名，对土著人民的洗劫与灭绝式屠杀被作为一项文明使命。与几个世纪前相比，二十、二十一世纪的掠夺、屠杀、灭绝不过在西方媒体黑白颠倒的话语权垄断下，被套上“自由、民主、文明”之类的袈裟而已。
二战后，在整个拉美地区，那些被美国培训的“死亡团”几乎成为各国政治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专门培训这些“死亡团”的培训营，其中一个变得臭名昭著，就是“美洲学校”（School of the Americas）。
“美洲学校”位于美国乔治亚州的军事基地本宁堡，被戏称为“政变学校”（Escuela de golpes），在这里，美国专门为傀儡国的政府、酷刑折磨审讯人员、恐怖统治“死亡团”等进行专业培训，内容有怎么样去使用酷刑、威逼讹诈、暗杀、脑意识控制、选举操纵等技能。一些培训手册详尽细致地传授怎么样去使用暴打、烧烙、、电击、残忍虐杀等各种惨无人道的手段，旨在彻底摧毁一个人身心、迫使一个国家的普通人口就范和顺从。
著名调查记者娜奥米·克莱恩曾写了一本书，叫《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其中一部分是有关中情局及其脑意识控制酷刑试验的，美国军情机构进行这样的领域的规模之大、惨无人道的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其中一些惨绝人寰的细节更是让人不寒而栗。他们对众多无辜者进行的酷刑脑意识控制试验之一被称作“休克疗法”，后来被延伸应用到经济等一系列广泛领域——在全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中大显身手，被用来制造各种天灾人祸、继而在一片废墟上创建一个“世界新秩序”。
在朝鲜战争中中情局的酷刑手册得以成熟，在越南战争中的“凤凰”计划中得到进一步精炼，这些最初在朝鲜、中国、越南人身上使用的酷刑技能被传授给位于得克萨斯州的“国际警察学院”（International Policy Academy）的受训人员——在这里，来自美国在世界各地盟国的军方、警方、情报机构的学员被培训怎么样去使用酷刑，这些“技能”后来又被本宁堡的“美洲学校”等培训基地采用。中情局的酷刑培训手册为傀儡国的仆从们提供了一个模式，教会他们如何通过恐怖、铁腕式军事独裁统治、恐吓威胁、“死亡团”等手段成为一个残暴血腥、同时又确保其精英阶层为欧美强权的全球利益服务的“自由民主” 国家。
这些酷刑手册通篇地把难民、无家可归等社会最底层、最孤苦无助的人口强调归类为可能的、潜在的“颠覆者”，认定他们会威胁精英群体的统治，因而需要被监控；大学则被描述成左翼的繁殖地；支持军政府、由美国支持的民兵们被指导：要渗透各式年轻人团体、学生组织、工会、政党、社区组织等等；如果一个政治竞选选择了一个对西方精英利益不符的候选人，则被视为“叛乱”。一个为尼加拉瓜的游击军（Contras）分发的手册题为《中情局自由战士手册》（《The CIA Freedom Fighters’ Manual》），包括“死亡团”的使用。
1994年春天的《秘密行动季刊》（《Covert Action Quarterly》）一期描述了由中情局/“美洲学校”培训的“死亡团”的“自由战士”们如何在五十年代军事政变推翻危地马拉民主政府后的数十年间，在危地马拉实行的恐怖统治。其中描述了七十、八十年代日常发生的一切：
“蒙面告密者会陪伴着警察沿街游荡，指认着谁会活着谁会死、“这个杂种、那个杂种”，“任何人，哪怕有一丝隐隐的左翼政治联系或对政府的政策有温和的批评。男人们的眼睛被挖出，他们的睾丸被［割下］塞入他们的嘴里，没有了双手或舌头，而女人们的胸则被割掉 ……”
1996年底，“危地马拉全国革命联合军” (URNG) 被迫与政府签订了一项“和平协议”，但针对玛雅土著人民这些社会最底层贫苦人口的歧视、恐怖式暴行依旧非常普遍，几乎每一天，最贫苦的家庭——大多是玛雅人，都有少女、妇女如同猎物一样被猎捕，各路权贵精英们不再是仅仅为了政治而杀害无辜平民，甚至开始为贩毒、为消遣取乐而以惨绝人寰的手段实施绑架、酷刑折磨、肢解、奸杀等。
这些社会现象如此泛滥而灭绝人性，以至于西方一些主流媒体也开始报道，尽管很零星点滴，如英国“四频道”电视台系列栏目《不被报告的世界》2006年一集《危地马拉——死亡之城》，就揭示了这个现象的冰山一角。这些人性中最邪恶的一面驱使下的兽行并不被服务于权贵利益的警方当事，而是任其发展、继续恐吓着土著人民。
在十五世纪开始的第一轮对土著印第安民族的灭绝中，教会与世俗力量的同盟构成了核心基石，在二十世纪开始的又一轮西方征服战中，宗教势力-政治权贵-军事强权-商经利益的一体化同盟也同样如此。如是，危地马拉的军事独裁者何塞·里奧斯·蒙特将军，一个近乎狂热的基督教徒，会以土著印第安人民“不信基督教上帝”，所以是“恶魔的代理”为由，对印第安人民进行“正当合理”的屠杀、奴役。
蒙特将军是在欧美军情网络及教会组织的全力支持与扶植下上台的，以嗜血残暴而闻名，但在西方媒体笔下，他简直就是个“圣徒”，美国影响力巨大的基督教媒体网络也为其加油鼓劲。2013年蒙特被法庭判决对土著人口犯了“种族”短短十天内，该判决即被美国式的“法治”国家体制——“”主导的宪法法庭推翻。在对该案件的报道中，西方媒体几乎步调一致地使用“前统治者”（former ruler）、“铁腕人物”（strong man）这类中性词来描述这个嗜血的军事独裁者，并把他治下对土著人民的种族奴役与灭绝式屠杀定义为“内战”。
在萨尔瓦多约六百五十万人口中，大致有10%是依赖于咖啡产业维持生计的。咖啡业传统上占了出口总额的一半还多。许多咖啡庄园主是德国后裔，其中许多被指与纳粹有着盘根错节、一衣带水的纽带关系。萨尔瓦多的高档咖啡也大多出口到德国。与拉美许多其他几个国家一样，萨尔瓦多土著人口的土地也在十九世纪被所谓的“自由土地改革”剥夺，全国的土地集中在十几个大地主权贵家族手中，并多用于咖啡种植。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土著印第安人民不堪被剥夺、欺压的苦难而多次起义，皆被服务于权贵精英利益、装备精良的武装民兵残酷。
二战后，萨尔瓦多军事独裁政府与美国酷刑培训学校“美洲学校”维持着密切的“培训”纽带，这些“培训”不仅要确保那些同情的嫌疑分子被铲除，连土著玛雅人也被及时地“处理掉——许多玛雅人居住在适宜生长优质咖啡的高海拔地区，如此无辜成为绊脚石。仅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有超过十万的无辜土著人民被杀害。被美国组织武装、培训的萨尔瓦多政府军也四处猎杀游击队同情者，并将尸体抛弃在大街小巷以达到恐吓效应，时常甚至会把整个村庄的男女老少斩尽杀绝。如距首都圣萨尔瓦多市200公里处的偏远村落厄尔蒙左提，就有约一千多名男女老少被如此残暴虐杀，参与该次屠杀的至少十余名政府军官兵中，就有十名受训于“美洲学校” 。
2002年7月，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联邦法庭受理了一件案子。该案指控两名前萨尔瓦多将军谋杀与酷刑折磨。其中一个是前国防部长，另一个是国民警卫队队长。两人的罪证可谓堆积如山，包括对三位美国尼姑的虐杀。然而，他们最终被宣告“清白无罪”而被释放。不仅如此，他们的罪行甚至还被描述成是“对民主的勇敢捍卫”，本人则成了可与美国的的国父们相比的“民主的捍卫者”，并在佛罗里达过着受人尊重的舒适生活。
这是否让大家想起日本的多名战犯？如“南京大屠杀”的真正罪魁祸首、下令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的战争罪犯，本来是日本天皇家族的朝香宫鸠彦王，但在美国的极力保护下，反倒是多名替罪羊被判刑或遭遇神秘死亡，而朝香宫鸠彦王本人却被免于起诉、逃脱任何罪责。二战后，朝香宫鸠彦王甚至还被教会的“马耳他骑士团”（SMOM）授予骑士殊荣，并在悠闲的安逸中度过舒适的晚年。
作为世界第五大咖啡生产国，洪都拉斯的咖啡业约占其农业GDP的30%，GDP总量的5%。咖啡生产比任何其他部门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也是该国最大的外汇收入来源。洪都拉斯咖啡也是中美洲第一大出口产品。但二战结束后，在美国版新殖民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战略阴影下，洪都拉斯成为“香蕉共和国”这一著名戏称的宗源。
二战结束后，在肆虐全球的无形大战黑幕下，与拉美的许多国家一样，洪都拉斯也成为西方军情网络与教会组织联手在全球翻弄世界诸民族命运的又一沙场：持续不断的军事政变与随之而来的血洗、暗杀、酷刑、恐怖统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洪都拉斯又被打造成一个秘密基地，在这里，美国出钱资助了一支游击军——“自由战士”（Contras），任务是要推翻邻国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政府。为游击军提供经费，还要不引发公众对美国参与资助游击军的嫌疑，“灯塔国”诉诸了一个传统的秘密基金运营手段：使用全球毒品黑钱、与表面上是美国的“冤家对头”的伊朗做幕后秘密交易。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伊朗门”丑闻的背景的一部分，卷入美国、伊朗这两大“恩怨天敌”治国精英的最高层。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政府之所以被视为威胁，是因为这个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致力于社会公正的社会政策。即使英国的国际乐施会的一篇报告也如此评价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政府：“这个政府致力于提高人民的生存条件、鼓励他们热情参加发展进程的努力程度是罕见的。”
让任何正常人都感到困惑的是：究竟为什么凡是可以让普通民众有公平权利、富国强民的政府都成为西方“自由民主”世界、教会的威胁？至此我们已通过多个系列详细审视过，西方社会、基督教会的现代权力结构大体上都是在沿袭自古希腊、古罗马至今一直传承的社会传统：精英权力一体化统治，这是整个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社会根基。让普通民众有真正的“公平权利”，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这些精英权力的削弱、主宰力的消失，这自然是一定不可以被容忍的。
至于尼加拉瓜，在主张社会公平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上台主政之前，尼加拉瓜一直被腐败的独裁者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加西亚及其家族统治着，其家族是全国头号大地主，拥有多达五十多个畜牧场、四十多个咖啡种植庄园、数个制糖厂和酿酒厂。索摩查·加西亚又任命自己为太平洋铁路的董事，免费运送自己的谷物与各种产品。通过为美国等西方跨国公司慷慨颁发攫取自己国家宝贵自然资源的执照、从非法赌博与娼妓等活动中收取贿赂金等渠道，索摩查·加西亚也让自己成为美西方在拉美的忠实仆人，对内则是毫不留情地残酷哪怕是一丝异议与反抗。
1978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推翻了索摩查·加西亚的腐败，并开始实施一系列社会公平改革措施，如修建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以供社会的贫苦人口使用。为反击这些措施，美国及数个军事宗教组织开始资助、培训武装力量，在全国进行各种恐怖破坏活动，包括焚烧、摧毁公共学校、医院、制造惨无人道的虐杀、、洗劫等活动，并高调渲染，以制造最大限度的心理恐怖效应。
十多年持续不断的暴力、恐怖颠覆活动造成了尼加拉瓜急剧的社会动荡，整个国家的大多公众也终于精疲力竭，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选举下台。新当政的尼加拉瓜政府立即被惠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立马与新政权签署了一项协议，按照这项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冻结一项本来由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政府建立的特别基金——这项特别基金本是用来在困难时期资助咖啡农度过难关的。
2001年尼加拉瓜国民议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倡议，冻结三百天对咖啡农的取消抵押品赎回权。但在美西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洲开发银行的软硬兼施大棒下，尼加拉瓜总统动用手中大权，否决了这项倡议。
在越南崛起到世界咖啡舞台之前，哥伦比亚曾是继巴西之后世界的第二大咖啡生产国，平均质量也远高于巴西，成为混合咖啡的理想成份，优质且可靠，这不仅由于哥伦比亚的高海拔咖啡种植、可全天候全年收成的咖啡树、广泛使用的水洗法，也受益于全国咖啡联盟组织统一步调协调的举国产业体制——长时期，大部分哥伦比亚咖啡经由全国咖啡联盟（FNC）进行统一推销及一切售后服务。
在所有咖啡生产国中，由于哥伦比亚全国咖啡联盟的存在，哥伦比亚曾独树一帜，以其高效、集中管理协调、统一计划的合作社体制而获得高度成功。然而这个组织最终无力抵挡“自由贸易”与“全球化”大旗下捕猎者们的摧毁性政策。由美国设计、一路推动的哥伦比亚内战，以及哥伦比亚被软硬兼施推行的“自由经济”政策，犹如一支双管枪，沉重打击了哥伦比亚经济，失业率急剧上升，农业急剧下滑，数百万英亩的可耕田被弃置。咖啡农们纷纷放弃咖啡农田，或被迫转而种植罂粟与古柯，补贴自己的收入，勉强维持生计。
美国与教会组织对哥伦比亚内战的设计与操纵由来已久。二战结束后至1964年，肆虐社会的暴力就已造成至少二十万人丧生。1957年哥伦比亚的自由党派与保守党派构建了一个所谓的“国民阵线”，其实就是一种精英群体之间分享垄断权的秘密协议，不同的精英群体又为隐匿在幕后的同样主人服务，并让总统一职在不同精英群体之间轮转。这不过是仿效美国国父们精心设计的“民主选举”秘方：为防止普通大众通过选举掌握政权，美式“民主”选举成功确保了精英势力网络在“民主”的面纱下，达成两党权力分享交易，以确保永远都不可能有独立的“门外人”在选举中获胜。
1961年，美国在哥伦比亚启动了一个所谓的“进步联盟”倡议，名义上是为了地区经济发展，其实就是要强化拉美地区对美国的依赖，并加强美国对整个地区的全面控制。不久，高昂的失业率、通货膨胀、政府与教会的极度腐败导致公众对“国民阵线”的不信任，并自六十年代起引发了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崛起了多个革命性马克思主义运动，“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就是这里面之一。
七十年代，美国军情机构主导并协调的全球毒品及军火走私网络被引入哥伦比亚政治圈子内，多个贩毒组织被用作便利工具，不仅打击那些同情底层贫苦群体的贩毒组织对手，也杀害那些不合作、不亲美的法官、政治家、记者、知识分子等“危险分子”，同时，来自欧美的巨额资金被用以建立数个武装民兵组织，专门打击马克思主义者的反抗、猎杀同情他们的无辜百姓。
这些武装民兵组织通常通过毒品贸易从美国及其盟友那里获得秘密资金，而美国的官方基金则通过哥伦比亚政府发放，用以铲除左翼力量、工会、人权活动分子、有良知的记者、同情底层百姓群体并进行各种“扶贫”活动的贩毒组织，一个惯常使用的牌子就是“向毒品开战”（war on drugs）。具有巨大讽刺性意味的是，长期中，哥伦比亚毒品的最大交易者与操纵控制者就是美国政府自己，以及握在他们掌控手心的仆从——与权贵精英结成同盟的那些哥伦比亚贩毒集团、以及由美国资助并培训的武装民兵。
即使如此，美国仍不放过将咖啡农从农田上完全驱逐的机会，在哥伦比亚南部地区，美国以“打击毒品种植”为由，大规模喷洒跨国公司孟山都研制的“除草剂”，刻意摧毁大片农作物及良田，以便为自己进入、继而通过土壤修复技术接管这些农田铺设道路。至二十一世纪，这些“打击毒品”行动已使哥伦比亚百万英亩的农田遭到毁坏而荒废。
为全面控制哥伦比亚，将其作为自己刺入拉丁美洲的一把尖刀，美国又抛出了“哥伦比亚计划”，输入规模巨大的资金和武器装备，助其政府对革命武装力量游击军进行大规模的歼灭。这项计划附带一个条件：哥伦比亚政府必须同意美国对哥伦比亚疆域大规模喷洒真菌除草剂。
我们已看过，孟山都在二战期间就与纳粹德国生化武器制造的最大战争机器之一“法本集团”（IG Farben）有着千丝万缕的合作与合资关系。越南战争中，孟山都是美军生化战的主要武器供应商之一，包括剧毒脱叶剂橙剂。在农业领域，孟山都成了转基因食品及种业巨头，并把“除草剂”以“转基因”技术为名向世界一百多个国家推销。长期以来，如今已被收归德国跨国公司巨头拜耳旗下的孟山都一直被指责纳粹习性不改，是美国实施基因战、生态农业战一体化的门面。
将基因工程技术融入现代一体化战争而开发出的可选武器可谓无边无际，通常会以各种“自然”的隐蔽渠道投放，旨在摧毁目标国家的生态环境、农作物、人、牲畜等。但许多知情的科学家、媒体、政府都选择对这些变相的生化基因武器的危害保持缄默。值得每个仁人志士担忧的是人类的共同命运遭遇不堪设想的潜在灾难。
就拿哥伦比亚来说，哥伦比亚的热带雨林是地球上仅幸存的生物多样化宝地之一，美国这些空中喷洒的生化制剂携带的潜在溢出效应是否将触发一场潜在的生态和人类健康灾难？而这一切危及的不仅是哥伦比亚一个国家。一些深谙国际咖啡生产与消费的人士感到忧虑也并非杞人忧天：伴随着罂粟与古柯种植向咖啡产区移植，这类生化制剂的喷洒将不可避免地会随着哥伦比亚咖啡的全球出口，在全世界人口中不知不觉地蔓延扩散。
许多善良者感到不解：早在七十年代，联合国不就有相关的国际公约，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环境致变技术吗？这一切不是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吗？的确。越南战争中，美国对越南发起了气象战，这场秘而不宣的无形战在七十年代被暴露，引发公众舆论轩然，最后导致1976年联合国《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的使用环境致变技术公约》 (ENMOD)的诞生。“哥伦比亚计划”既违犯了这个禁止气象战的国际公约、也违犯联合国有关禁止生化武器扩散的公约。这也是怎么回事哥伦比亚的邻国秘鲁与厄瓜多尔都曾以联合国这两大公约的理由而对美国的行动提出反对。但在西方列强的“大国崛起”之路上，“国际公约”这个概念仅在自己便利时使用。当对它们不便时，人间一切语言对之皆是对牛弹琴。
无独有偶。在地球的另一半——亚洲，当初引发1976年联合国《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的使用环境致变技术公约》 (ENMOD)诞生的越南战争受害国本身，其农业等一系列经济命脉领域也同样沦入美国生化战的牺牲品，其破坏性后果即使在半个世纪的今天依然难以估量，并深刻影响了世界咖啡业的命运。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越南还只是世界上排在第42位的咖啡生产国，主要是质量平平的罗布斯塔咖啡。这些咖啡多生长在被政府国有化的前法国殖民者拥有的咖啡庄园里。当世界进入二十一世纪时，短短十几年，越南就一跃变成全球第二大咖啡生产国。越南的这个飞跃对其自己、对世界究竟是祸是福，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越南最初沦为西方殖民地始于1859年。这一年，西贡在法国拿破仑三世治下的法军入侵下陷落。短短几年内法国就控制了通过重新命名以示拥有权的南圻；至1887年南圻已被重构为现代越南、老挝、柬埔寨，并被冠以“印度支那联盟”之名。
法国也迅速获取了对整个区域的庞大财富的全面控制与掠夺——矿石、珠宝、煤炭、优质稻米、橡胶等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农产品。同时这些法属殖民地则为法国产品提供了广大的消费市场。该地区辽阔的优质稻田也被法国及其越南代理们瓜分。与此同时，因被剥夺而变得无家可归、无地可种的农民如奴隶般被役使在田里劳作，并要向法国偿付沉重的税收。不奇怪，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迟早要爆发，但被法国军队残暴，直至1930年，越南的命运面临一个转折点：由胡志明领导的印度支那崛起。
二战期间，法国与日本作了笔私下交易，根据这一笔交易，整个印度支那地区从法国的控制下转手给日本，但基本上仍由法国人管理。在法国的协助与密切配合下，日军被允许在印度支那驻军，将该战略性地区用作日军对“大东亚共荣圈”内的国家进行征服的一个跳板。1945年日本投降后，这一地区的权力真空由胡志明在北部、法国殖民军在南部填补。
二战后，美国为了控制欧洲的前殖民地，实施了一个美式传统的精明权术：以 “独立”、“民族自主”、“解放”、“去殖民化” 等名义，要求欧洲殖民国家允许各自的殖民地“独立”，拆除因殖民关系而树立起的高篱笆，如此一脚踢开妨碍美国自己顺利向这些欧洲前殖民国家渗透、控制的绊脚石。
“美国支持前殖民地反欧洲殖民强权”吗？对这个华丽谎言，二战后法国其亚洲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解放运动、发动殖民战却受到美国的全力支持这一事实就是最好的回答。当时法国马赛港口的码头工人罢工，抗议法国的这场殖民战争，拒绝向前线运送军用物资。
彼时的美国已在二战中有效利用地下黑手党控制港口码头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法国向其求助后，美方雇佣了科西嘉的地下黑手党。科西嘉黑帮出手不过一年，马赛码头工人的运动就被、击破。科西嘉黑帮从这笔与中情局达成的交易中得到了丰厚回报：从亚洲金三角经由欧洲输出的垄断权被授予科西嘉黑帮家族，由其加工成后转口运往美洲，而这所有一切皆由美国军方、情报机构及其兄弟组织协调，并由其担保欧美的执法与毒品缉私部门为之大开通行之门。美国如此借机将整个东南亚构筑成美国-教会为轴心的全球圣战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瓦解及至铲除华夏文明影响的桥头堡。
再看越南本身。胡志明在年轻时曾是一个广泛周游的水手，在法国定居期间加入了法国。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许多留学或周游欧美等地的发展中国家人或民族主义者一样，他也是一个矛盾的、近乎完全被西化的亚洲人，一个被一个多世纪的“西方中心主义”历史神话深刻影响而西化的悲剧性领袖人物。他对美国充满了浪漫的崇拜之情，甚至将美国宪法的一些成份融入他为越南制订的宪法中。
当时的南越政权由残暴嗜血的总统吴廷琰主掌着。我们已在“主业会”系列中看到，吴廷琰背后有个大靠山，就是“马耳他骑士团”在美国的“精神向导”、神秘诡异的枢机主教斯贝尔曼。枢机主教斯贝尔曼是梵蒂冈教会权力走廊中的一位重要人物。正是斯贝尔曼利用手中巨大的影响力，向美国政府推荐了吴廷琰，让其当上了南越总统。
但主子决不允许仆从三心二意或有丝毫偏离。当吴廷琰刚显示自己有与北方谈判和解的愿望时，美国总统肯尼迪与梵蒂冈教会协商后，就毫不犹豫地决定采取果断行动。1963年11月，南越发生一场军事政变，吴廷琰这个三心二意的仆从最终被杀，此后被辅助上台的，同样是腐败成性、残暴无能的军事独裁者。
为防止越南落入的手中、尤其要阻止越南融入华夏文明圈的影响区域如此在整个亚洲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美军自导自演制造了一场虚拟的“北部湾袭击”事件，以此为借口正式发动了越南战争。至1968年，美国的一些政治精英意识到，这场战争远不如最初设想的那样轻而易举，便建议在五月举行巴黎和谈。但尼克松与基辛格却另有打算，暗中秘密鼓动并协助南越继续战争，有意让越战又持续了三年。这延长的三年属于最残酷血腥的三年，三年间，数十万越南人民的生命被葬送在这些战争设计师的手下。
在美军1973年最终撤离之前的日日夜夜里，其向越南投放的炸弹超过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双方投放的总和，平均每个越南的男女老少都受到一枚500磅重的炸弹的轰炸。至少二百万无辜越南人丧生。基辛格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是对他设计将越南战争延长三年、致使额外的数十万无辜越南人民丧生这个光荣业绩的奖赏吗？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称，这是为了表彰基辛格在“和平谈判”中的角色。
为越南几代人造成长期难以估量严重危害的，是美军铺天盖地投放的生化武器。如“牧场帮手”行动计划（Operation Ranch Hand）主要是对越南、老挝、柬埔寨进行大规模、系统的生化战，发生在1961—1973年这漫长的十二年时期。换句话说，这场大规模生化战甚至在越南战争还未正式被引爆几年前就已开始了，而且是在世界几乎毫无所知的情况下。
“牧场帮手”行动计划仅是美军生化战行动计划“Operation Trail Dust”的一部分。该生化战行动计划受到英军在亚洲五十年代发动的生化战的启发。自1948年至1960年，在英国殖民地马来亚地区爆发反英殖民的民族自由解放运动，核心力量是马来亚领导的马来亚民族 (MNLA)。为摧毁这场民族自由解放运动，英军再次上演当年殖民军在美洲与澳洲新大陆灭绝当地土著人口的绝技——生化战，这次是针对马来亚的地理特征，使用了剧毒除草剂橙剂。在对越南等国的生化战行动中，美军同样肆意向越南的森林、农田喷洒剧毒除草剂橙剂。剧毒除草剂橙剂由数家生化武器制造商制造，包括孟山都、美国陶氏化学、美国钻石三叶草公司等。
除草剂橙剂的危害在于，在其制造工艺流程中包含一种具有高度毒性的致癌物质，四氯二苯并二恶英（TCDD），当属迄今为止人类已知的毒性最强的污染物之一，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将其列为一级致癌物，可能会引起染色体损伤、胎儿生长不良、男子数明显减少、生育能力丧失、不育症、胎儿及哺乳期婴儿疾患、免疫功能下降、智商降低、精神疾患心力衰竭、癌症等。不仅如此，这类物质属于一种持久性环境有机污染物，由于其高毒性、难降解性、强脂溶性，极易在食物链中产生蓄积作用，从而沿着食物链逐步升高、最终通过被污染的土壤、水源、人类食用的动植物累积进入人体，这种定时炸弹式危害，至今仍在一天天持续着，带着未来难以预测的后果。
越战中，共计约五千七百多吨的剧毒除草剂橙剂被倾泻覆盖到越南的生态环境中，摧毁了约14%的越南森林，50%的红树林沼泽。这些树木曾是越南宝贵的自然及经济资源；超过四百五十万英亩的植被也被完全“脱皮”，这一切为越南的野生动植物及生态造成了摧毁性影响，更不必说越南人口本身。至今已有数百万人口因这些生化武器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而丧生或致残。不仅如此，由于大量的农田被喷洒这些生化武器制剂，导致十分广泛的贫困化。
许多人或许感到迷惑：为什么越南政府不站出来，以堆积如山的证据来揭露美国的生化战罪行？站到越南政府的角度，它也确实别无选择，只能独自吞下这口毒酒，而不得不成为这场“沉默与掩盖真相”这个致命性游戏中一个无可奈何的游戏伙伴。原因也很通情理：越战后，越南拼命试图重建自己被严重摧毁的经济与家园，越南经济也长期严重依赖农产品及海产品出口，任何显示其出口产品中含有二噁英污染的证据，都会对越南经济造成另一场致命性打击。这也是怎么回事在越南与美国的关系正常化外交谈判中，剧毒除草剂橙剂一直是个极为敏感、被保持缄默的话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昔日战场上作为“死敌”的美、越两国政府因各自不同的原因被捆绑在一起，相互依赖又有共同利益。对于美国，剧毒除草剂橙剂成为扼住越南咽喉的一把利器。即使世界知道全部真相，美国大不了因一场已半个世纪久远的战争行为被指责一番，但对越南则不同 – 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世界诸多国家会对其一系列出口产品退避三舍甚至关闭大门，而越南国内人口的反应也难以预料。为配合对华大决战的布局备战，越南在南中国海纠纷中，与澳大利亚、日本、西方诸强权一样，积极扮演自己的角色，原因多种，美国的生化讹诈至少是其中之一。
既然说到越战中的生化战，就不能不提及越南崛起成世界第二大咖啡生产国的幕后故事。这同样是许多咖啡业巨头们极不情愿提及的细节。
越战中美国通过生化武器将越南的植被“脱皮”，在九十年代的“全球化”进入咆哮的岁月，为拉拢越南共同对付中国，又通过世行等国际组织，以“协助”越南的善意面孔出现，向越南推销全国“再植被”方案：让越南遍地种植低等而廉价的罗布斯塔咖啡。
至2000年，越南跃至世界第二大咖啡生产国，其低档罗布斯塔咖啡的人力成本是许多其它高质量阿拉比卡咖啡的1/3。从越南倾泻而来的低价洪水不仅为世界咖啡价格带来灾难性下跌，严重打击了其他几个国家咖啡小农的生计，也被许多业界人士视为严重影响了全球混合咖啡的质量。罗布斯塔咖啡比阿拉比卡对疾病有抵抗力，但廉价、质量相对低档的罗布斯塔咖啡也比高质量的阿拉比卡含有两倍之多的。廉价的越南咖啡冲击到市场上，压制了所有咖啡的价格，迫使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咖啡小农不得不在本来就已经被西方跨国公司挤压得难以喘息的收购价再压榨出一分一厘的价格差价。这一切难以长期维持，导致大批小农破产、被驱逐、沦入更大的贫困；同时，世界咖啡市场上，“垃圾”零售商们也廉价将“垃圾”咖啡销售给“垃圾” 消费者。
不久，雀巢咖啡等巨头们又开始周游中国，摩拳擦掌地计划在中国创建最大的廉价咖啡基地。
2002年才从印尼独立的东帝汶以其高质有机咖啡而闻名。当二十世纪降下其血迹斑斑的帷幕时，世界最知名的咖啡商号之一星巴克在东帝汶收购当地有机咖啡总量的1/3。许多咖啡商喜好炫耀自己来自东帝汶咖啡的“有机”特性，却缄口不提这些东帝汶咖啡为何会成为“有机”，也绝口不提为什么在西方咖啡商的暴利下，东帝汶咖啡农们饥不择食的悲惨命运。
1975年，在总统福特执政时，老谋深算的权术师基辛格到印尼访问，不久印尼就对东帝汶进行了入侵兼并。基辛格被一些研究者不客气地称为“死亡之神”，这个名声源于一个奇怪现象：每当他现身一地，通常必会在其身后留下一串冲突、纠纷等天灾人祸。印尼对东帝汶的入侵仿佛再次证明了这个名声。在印尼占领东帝汶整个期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这些盎格鲁-撒克逊帝国家族的政府都向印尼政府提供了帮助。而紧随印尼占领东帝汶，印尼和澳大利亚就开始展开对东帝汶海沟的划界谈判，瓜分东帝汶的油气资源。
随着印尼入侵东帝汶并占领大片种植园，军方建立了蒂诺克公司。该公司长期与英、美、澳大利亚等军情机构及跨国公司维持着密切纽带，垄断了东帝汶一系列具有重大经济利益的领域，如檀香木出口、旅馆业、消费品进口、及当地最具价值的经济作物——咖啡出口。
在印尼与国际咖啡商内外携手的压榨与垄断下，东帝汶的农民们被迫以超低价格出卖血汗压榨下的咖啡，勉强维持生计——正是这奴役般的贫困生活才使东帝汶的祸得福，成为西方那些咖啡商们津津乐道炫耀的“有机产品”。它们当然不会告诉咖啡的爱好者们，这“有机”并非出于选择，而是由于咖啡农们极度贫困，花不起钱购买化肥及其它农业物资。
当“全球化”、“自由”与 “民主”、“人权”、“平等”等各式浪漫催眠曲在世界各个角落喧嚣不已时，活生生的冷酷现实也是：早期公开形式的国家殖民主义与奴隶制在今天已化身为一种新型的、跨越国界的新一代殖民奴隶制，它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国际跨国公司被推到前台作门面，后面无形的是一张覆盖全球的网络，由欧美为轴心的军事-宗教-政府-情报-跨国公司-工业金融财团-学术-媒体-科研-司法等一体化精英势力构成，对世界各国的底层人民继续着同一个进程：剥夺、欺压、奴役。
在试图理解横跨拉美、非洲、亚洲一系列国家的苦难与问题根源时，我们很容易忘记，那些国家的现代社会结构与苦难其实就是历经数个世纪的奴隶制、殖民、种族与文化灭绝这血腥残暴进程的历史遗产，在这个至今仍在以不同形式继续的进程中，在西方媒体等信息传播渠道的缄默配合下，难以计数的底层人民仍被以战争、细菌病毒、贫困、债务、驱逐等各种手段剥削、欺凌、无情剥夺最基本的生存权与作为人与生俱来应有的尊严。
与这一切手拉手并行的，是对民众的精神奴役与文化殖民。针对咖啡消费者的种种推销与洗脑术、对咖啡起源历史的神话编织，也精准折射着西方“大国崛起”与发家致富中频繁使用的一些伎俩。这是我们下两节要审视的。
《国士之风》自诞生之日起，便希望成为天下英才各抒己见、传播正统、弘扬中华文化的平台！这是初心，也是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