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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农药和化学防治

发布时间: 2024-06-08 14:52:13 作者: 产品中心

  中国慢慢的变成了农药生产大国,原药生产能力达70多万吨,农药品种超过200种,按有效成分计的年产量约40万吨,居世界第二位。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框架下,今后还将有更多的非国产农药进入中国市场。

  中国的农业病虫草害化学防治面积每年已达40多亿亩次(“亩次”是农业部对全国病虫草害防治面积的习惯用表示方法)。在西部大开发的新形势下,随着西部地区农业经济水平的迅速提高,全国化学防治面积还将逐步扩大,对农药的需求量也必将明显地增加。西部10个省区的农药使用量(含山西省,不包括西藏自治区,按有效成分计,下同)为30854.7吨,占全国用药量的14%;但其播种面积却占全国的29%。平均每公顷(均按播种面积计)用药量为570.5克,低于全国中等水准1500克/公顷,只及8个经济发达省区平均用量3098克/公顷的18.1%。西部10个省区之间用量水平差异也极大;广西1431克(略去小数及公顷面积单位,下同),云南988克,四川792克,陕西591克,宁夏554克,青海532克,新疆475克,山西401克,甘肃268克,贵州245克。这里不妨把日本等国家的情况作一参比;日本的平均用药量水平高达11640克/公顷(8400-14000克/公顷,根据不同资料来源),意大利和以色列的情况也大体相似。美国的较低,为3750克/公顷,主要因为美国水稻种植培养面积很小,但也比我国的1500克/公顷高一倍多。这些虽然是1992年的统计数字,但这样的情况至今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西部地区的病虫草害对当地的农业生产所造成的损失可能比别的地方更为严重。特别是有许多病虫害更容易成灾。如新疆可利用草地面积约0.48亿公顷,仅草地害虫在新疆就多达600种,除蝗虫危害严重外,其他害虫每年发生面积达200万公顷(魏鸿钧,2000)。新疆的棉花面积约70万公顷,已成为中国棉花生产区,棉蚜和棉铃虫等害虫连年造成非常大损失(李国英等,1996)。甘肃、青海、西藏、宁夏等省区的地下害虫问题十分突出,甘肃省地下害虫就有360多种,西藏的地下害虫占各种害虫数量的50%以上(魏鸿钧等,2000)。由此能够预见,我国的西部大开发必然会带动西部地区农药需求量的大幅度上升,即便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1500克/公顷来估测,其所需农药量也将接近于增加一倍左右。

  联合粮农组织(FAO)的历年统计资料表明,过去一百多年中,农药和化学防治法为世界农业生产作出了重大贡献,这已是公认的史实。甚至连滴滴涕也挽救了数以千万计疟疾疫区居民的生命,以至于滴滴涕至今仍被世界卫生组织(WHO)特许在疟飞使用,尽管在农业害虫防治它早已被禁用。1949年以来中国农业生产量的大幅度增长虽然有众多因素,但同政府大力扶持发展农药生产,采用化学防治法有效地控制了病虫害分不开。在全国病虫害防治中,化学防治法约占全部防治面积的90%多。特别是一些重大病虫害,如水稻螟虫和稻飞虱、棉花蚜虫和棉铃虫、小麦锈病和小麦蚜虫、地下害虫,以及飞蝗、黏虫、禾谷类作物的种传病害等,都曾多次暴发成灾,有些害虫几乎年年有灾情,至今仍然是棉粮生产上的严重威胁。此外更多蔬菜、果树和经济作物上的重要病虫害,造成我国农业生产的总体损失极大,对国民经济影响十分严重。还有林业方面的病虫草害对我国的林业发展也是很大危胁。仅森林防火带的建设这一项,如果全部采用化学除草法,所需要的除草剂数量就几乎相当于我国现有的农药产量(据原林业部植保局1996,宋长义2000)。我国林地面积与农田面积相近,但因为林木树冠庞大,同样的林地面积所需要的农药量要比农田大许多倍。保护森林不仅是林木工业发展的需要,还与全国生态环境保护、水资源保护、防洪、防止沙尘暴和阻止沙漠化有密切关系。

  目前在国际范围内,只有化学防治法能够快速控制农业生物性灾害的发生和蔓延成灾,因为农药和化学防治法在病虫害防治中实际上是一支“快速反应部队”,这是化学防治法的基本重要特点之一和重要性之所在,是任何其他防治方法所不能具有的,也正是一百多年来世界各国政府一直把农药作为重要生产资料的原因。而病虫灾害的重要特征是蔓延迅速,而且有许多病虫在开始入侵为害时就已经对农作物造成经济损失,特别是食叶类蔬菜和水果,一旦发病或遭受虫害,其食用价值和商品价值就已经受损而无可挽回,如韭菜灰霉病、苹果食心虫等。林木也是如此,例如受小蠹虫、松材线虫病危害的松树,其木材使用价值即显著降低甚至不能成材,因此,要确保农林病虫害不造成重大损失,农业生产能够保持强劲的持续增长势头,农药与化学防治法是必不可少的手段。美国赫逊世界粮食问题研究所的阿弗雷指出,自1960年以来,在没有增加耕地面积的情况下,世界农业生产提高了3倍,因此得以养活已锰增了80%的世界人口,这主要是依靠了农作物新品种及化肥和农药的使用所的贡献(Avery,D.T.,1997)。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技术部的一份报告中也指出,在能预见的将来,合成农药仍将保持其在世界有害生物防治中的主体地位(Friedrich,FAO,1996)。

  科学技术的发展无疑会产生许多新的技术以用于控制有害生物,例如生物防治、抗虫基因导入、绿色农业及有机农业等不使用化学农药的方法,但没有一种可以完全取代化学的方法。人们都很清楚,目前并没有一点其他方法能够完全取代化学农药彝防治多达数千种的农林病虫草害,尤其是暴发性病虫害。有机农业更无能为力。汉逊在对美国一项典型的“有机农业”研究成果的评价中指出,在大西洋中部罗得拉的一次被认为是很成功的试验根据结果得出,谷物的生产量降低了21%,而劳动力消耗却增加了42%(Hanson等,1997)。如果为了不使用化肥农药而建议采用这种低产出高能耗的有机农业,要满足仍在迅速增加的世界人口对农产品的迫切需求,就必须再开垦出1.47亿公顷的可耕地,几乎等于英国、德国、法国、丹麦、荷兰、比利时和意大利诸国土地面积之和。但这种做法恰恰会严重破坏地球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策略背道而驰(Avery,同上)。

  病虫草害防治方法在化学和非化学的问题上还会继续探讨下去,各种各样的试验也会接着来进行下去,这是正常的学术研讨范围内的事,各种尝试都可以在实践中去加以检验。但如果现在就要越出学术研讨和试验的范围断言化学的方法已经过时并建议用非化学的方法来取代,或建议用中草药或其他生物源药物来取代,恐怕为时过早,也是不切实际的。

  而摆在人类面前必须立即着手解决的紧迫问题是,农业生产水平的发展速度如何能持续超过仍在继续的爆炸性人口上涨的速度。对中国来说,又怎么来面对入世后发达国家的高产农业对中国农业的冲击和严峻挑战,这已经是摆在中国农民面前的现实问题。现实问题的紧迫,不容许我们把公认行之有效的手段抛开而去等待尚须实践来加以确认的新方法。

  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机遇和挑战一起向我们扑来。我们大家都希望我国的农药和化学防治技术能够在一个比较求实的科学氛围中得到稳健而快速的发展和进步,不要让一些不现实的主张乱了步伐以至错失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希望对农药和化学防治少一些不切实际的批评指责和幻想,多一点积极的建议和实实在在的新技术注入,让农药和化学防治技术为入世后的中国农业生产作出更多更大的奉献。这是亿万农民的希望,也是国家利益所在。